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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章明朝的灭亡1 (第1/2页)

自打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开始,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。

此前几年,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,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,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(后金)。但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,却被清兵击溃,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。

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,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、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,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,在内有农民军、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,或许已经时日无多。

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,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。

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,前方消息传来,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,已经“殉国”了。为此,崇祯皇帝震悼痛哭,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,准备亲往祭奠,在朝堂上,崇祯流了眼泪说:“我不曾救得承畴。”

但事实是,困守松山城半年后,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三月,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。起初,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,对此,已经将国号从金(后金)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,都被大骂而回。

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。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,不提招降之事,只是与他谈古论今。谈话间,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,落在洪承畴衣服上,洪承畴一边说话,一边“屡拂拭之”。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,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:“洪承畴不会死的。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,何况自己的性命呢!”

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,于次日接见洪承畴。见洪承畴立而不跪,皇太极也不生气,只是嘘寒问暖,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,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,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。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,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,第二天,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。

早在松山、锦州城破之时,皇太极就非常高兴,对各位将领说:“取北京就像砍大树,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,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。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,明国精兵已尽,北京可得矣。”

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,皇太极更加开心,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,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,议论纷纷,皇太极知道后,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:“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,为了什么?”

将领们回答说:“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!”

皇太极立马说,那就对了,“要夺取中原,这就好比走在路上,我们都不认路,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,我能不高兴吗?”

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,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,但大明帝国,确实已日落西山。

皇太极(1592-1643年)画像。咄咄逼人的满清,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。图源:网络

01

松锦之战彻底失败、洪承畴被俘后,明朝在山海关外,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。

关外大势已去,而在内地,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,中原震动,内忧外患、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,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——他自打17岁时(1627年)继承皇位以来,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,一度博得内外喝彩,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,满清从东北、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,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,而眼下,满清已逼近山海关,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、烽火渐近北京。

很少人知道的是,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,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。崇祯五年(1632年),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,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,加上传教士南怀仁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,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,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,而不能有其他偶像。

不仅如此,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,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“天”字的全部改名,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,原名陈天工,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。

但一度改信天主教,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,到了1640年,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,据说朱慈焕临死前,崇祯前去探望,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,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,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,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,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,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。

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,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,于是,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,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、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,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,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,于是,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,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,感觉拜佛念经无效,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,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,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、内剿乱贼。

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,崇祯明白,更多还是要靠人事,无奈之下,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,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,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,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、当成塘报通报各地,由此闹得满朝喧哗。

本来,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,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,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,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七月二十九日,陈新甲下狱,随后,朝中大臣多方营救,大学士周延儒、陈演也上书说:“按照国法,敌兵不打到城下来,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。”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:“(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)我的七位亲王遇害、受辱,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?”

一个多月后,(1642年)九月二十二日,陈新甲被斩于市,至此,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,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,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,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,形势更加危急。

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,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,替皇帝忠心办事,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,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。

所以,从另外一个层面看,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,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,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,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。

据统计,崇祯在位十七年间(1627—1644年),共斩杀总督7人、巡抚11人,其中督师蓟、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,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;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,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;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——崇祯随意屠戮大臣、推卸责任,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,在乱世中不敢作为。

对此,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,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,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(1642年),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、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,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。

国事纷乱,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,但又能力有限,无奈下,后来自诩“朕非亡国之君、臣皆亡国之臣”的崇祯,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,要么杀人泄愤,要么频繁更换臣僚——根据统计,崇祯在位17年,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;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,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,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。

国势江河日下,他心急如焚,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。

崇祯的偏隘与多疑,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。图源:影视剧照

02

有明一代,出了许多奇葩皇帝,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,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、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,还有崇祯的哥哥,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、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,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,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,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,随后励精图治,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,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?

对此,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《明史》时,就提出了一个观点:“故论者谓明之亡,实亡于神宗”——他们认为明朝之亡,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,就埋下了严重祸根,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,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,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,是崇祯上位以后,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、蝗灾、饥荒、瘟疫等各种天灾。

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,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,草木枯焦,赤地千里,就在明熹宗去世、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(1627年),当时陕北地区“草木尽,人相食”,农民“皮骨已尽,救死不瞻”,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、赈济灾民,反而增派“新饷”“均输”等赋役,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,在此情况下,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,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。

王二起义第二年,崇祯元年(1628年),因为年荒乏食,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,此后,王自用、高迎祥、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,一时烽火燃遍陕西,并蔓延到山西、宁夏、甘肃三地,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。

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,可以发现,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。

据不完全统计,崇祯在位17年间,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,各地“饿殍遍野”“人相食”的记载十分常见。

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,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、程度之严重,触目惊心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的干旱,是千年一遇的大旱,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。

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,也绝非等闲之辈:崇祯十二年(1639年)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。

旱灾波及华北、西北地区,受灾人口极其广泛。许多地方,更是连年受灾,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、五连击,甚至九连击。

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,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,崇祯十年至十六年(1637-1643年),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,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,“其持续时间之长、受旱范围之大,为近百年所未见……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,并伴有蝗灾、瘟疫流行……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,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。”

当时,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(区)相继遭受严重旱灾,“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,初始于西北、华北,以后逐年向东、向南扩大,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,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,其中陕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。”

史书记载,例如河南兰考地区,当时从“(崇祯)十一年(1638年)秋七月旱至十三年(1640年)六月十二日方雨”,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,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;而河南泌阳“自去年(1638年)六月雨至今(1639年)十一月不雨”,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;山西运城则“自(1639年)九月不雨,至十三年(1640年)七月”,接近十个月无雨。

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,当时,山东诸城“潍水断流”,到了1640年,河北安新“白洋淀竭,九河俱干”,江苏睢宁“黄河水涸”;史书记载,到了1641年,安徽巢县“巢湖水涸”,山西河津“五月汾河干”,浙江桐乡“河流尽竭”;进入1642年,河南兰考“十一月黄河水干,人可徒步”;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,河南虞城“黄河绝流夏旱”,上海松江“河水尽涸”。

这种残酷的大规模、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,崇祯十年(1637年)至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。

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,“1639-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,蝗区遍及甘肃、宁夏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”,而“飞蝗蔽天,食禾稼皆尽”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,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,万历四十年(1612年)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,“至崇祯十二年(1639年)盈野蔽天,其势更甚……禾稼瞬息一空。焚之以火,堑之以坑,终不能制。嗟乎,天灾至此,亦无可何如也。”

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(1644年),史书记载,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,“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。每一阵来,如猛雨毒箭,环抱人而蚕食之,顷刻皮肉俱尽。”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、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,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。

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、蝗灾、饥荒、瘟疫,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。图源:影视剧照

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,明朝灭亡前五年,“崇祯庚辰(1640年)秋,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畿南人食木皮,至冬人相食。辛巳(1641年)江南北皆竞弃子女、售器具,流殍塞路。少妇不值千钱”——在这种华北平原、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“人相食”、流民死尸“塞路”的情况下,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,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,“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,人就坑剐食其肉。”在江苏丹徒,“三吴皆饥,树皮食尽,至发瘗胔以食”。

山西稷山县志记载,“(崇祯)十一年至十三年(1638-1640年)频旱,野无青草,斗米前文,男女鬻者成市,草根树皮采食殆尽,甚至人相食。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,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,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,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,父母死而子食之者,种种惨凄不胜枚举。”

在这种干旱、蝗灾和,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,瘟疫也随之而来。

史料记载,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,分别在1586—1590年和1640—1644年,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,程度尤其严重。在这些瘟疫中,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。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,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。

检阅史书可以看到,崇祯十四年(1640年),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,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、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,进入安徽、河南、河北等各省觅食,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,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——当时,整个北方“瘟疫大行,人死十之五六,岁大凶”,当时,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,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,“见人民饥死者三,疫死者三,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,人死取以食”。

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,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,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”,“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殓者”。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,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,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。

当时,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,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,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,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,“崇祯十六年大疫,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
就在明朝灭亡当年,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,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

到了1644年开春,瘟疫又在北京复发。

此时,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,当时,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%左右,由于死人太多,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,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,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,但除了缺额外,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,“鞭一人起,一人复卧如故”,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。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、欠饷太久,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。

因此,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,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。

03

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,实际上,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,除了内在因素外,其外在的或者说快变量,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、长时间的干旱、蝗灾、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。

根据气候统计分析,明朝末年,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,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℃左右,当时,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。

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,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,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。

在国内,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,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,因此也称为“明清小冰期”。

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,在农业社会,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,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,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对此,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,崇祯二年(1629年),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《备陈大饥疏》中,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,他说:

“臣乡延安府,自去岁(1628年)一年无雨,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,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。其粒类糠皮,其味苦而涩。食之,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,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,杂他树皮以为食,亦可稍缓其死。

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,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其石名青叶,味腥而腻,少食辄饱,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

最可悯者,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,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。有号泣者,有呼其父母者,有食其粪土者。至次晨,所弃之子已无一生,而又有弃子者矣。

更可异者,童稚辈及独行者,一出城外便无踪影。后见门外之人,炊人骨以为薪,煮人肉以为食,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。而食人之人,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,内发燥热而死矣。于是死者枕藉,臭气熏天。”

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,当地百姓中,那些不甘饿死的人,开始铤而走险,相聚为盗。即便被官府抓获了,也不后悔,公开表示:“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!与其坐而饥死,何若为盗而死,犹得为饱鬼也。”

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,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,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。

因此,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(天启七年)和1628年(崇祯元年),王二、王嘉胤、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,当时,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“与其坐而饥死,何不盗而死”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,面对农民军,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,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、的普遍蔓延,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,致使农民起义呈现“野火烧不尽”之势。

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,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,应该已经达到1.6亿人左右,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,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。

进入明末后,由于饥荒、干旱、土地兼并、瘟疫、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,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,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,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,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,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,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,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。

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,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,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、政府收支缺口太大,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,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,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,李自成又当过边兵,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,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。

到了崇祯十年(1637年),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、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,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,当时,明军剿匪颇有成效,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,但到了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、再次反叛明朝,随后,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,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,当时,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“远近饥民荷锄而往,应之者如流水,日夜不绝,一呼百万,而其势燎原不可扑。”

不仅是农民军,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(清军)部队,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,以及大干旱、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,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,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,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、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。

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,但相对而言,后金(满清)在崛起过程中,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,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、人口资源同时,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,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,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,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,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,不断扩充成长,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。

同样面临危机,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。当然,从现实的角度看,满人在东北地盘小、人口少,船小好调头,加上策略得当,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,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,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,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,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“大当家”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,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。自打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开始,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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